1945年夏天配资行情网，伦敦的街头还残留着战火后的焦黑痕迹，地铁站里贴着褪色的防空警报标语，许多居民直到那一年都习惯把被子铺在地窖里睡觉。就在这样的氛围中，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开——在赢得二战不到几个月后，战时“民族英雄”丘吉尔被选下了台。很多英国老人当时愤愤不平，有人拍着报纸骂道：“这国家疯了。”可在地窖里熬过无数次空袭的普通家庭，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。
这位被英国人称作“帝国最后的斗士”的政客，一生几乎都与战争、帝国、殖民、冷战纠缠在一起。他的形象很鲜明：嘴里叼着雪茄，双手叉腰，怒视镜头，仿佛随时要喊出那句“我们决不投降”。可有意思的是，正是这样一个人，在英国国内被不少人视为造成帝国衰落的关键人物；在中国人眼中，他更是一位固执而狂热的帝国主义者，甚至曾多次谋划分裂中国。
这当中到底有什么隐情，值得仔细梳理。
一、从“胜利象征”到被抛弃的首相
1945年7月的英国大选，是二十世纪英国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。战争尚未彻底结束，欧洲战场刚刚告一段落，对日作战仍在进行，可英国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决定战后道路。
过去六年里，丘吉尔的声音几乎主导了英国人的日常生活。“只要我们坚持，胜利属于我们”这类演讲，被无数次播送进地窖、防空洞、军营，成了当时英国人精神上的支柱。在不少国民心中，他简直与胜利两字画上等号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丘吉尔对这次选举信心十足。他原本以为，只要提起“战时领导人”这块招牌，工党和其他政党根本没有胜算。可结果却像一记闷棍，工党在这次选举中大获全胜，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惨败，他本人也不得不交出首相权杖。
他的反应极为激烈，据说私下里忍不住抱怨：“英吉利民族是忘恩负义的。”从个人情绪角度来看，也确实难免。但在英国普通民众眼里，账并不是这么算的。
英国虽然被划入战胜国行列，可千家万户面对的，是真真切切的牺牲和创伤。亲人阵亡，工厂被炸，城市被毁，粮食配给延续多年，这些都使得战后民众对“继续斗争”的口号异常厌倦。他们更关心的是：能不能有房住，能不能有工作，能不能不再天天挨饿。
而丘吉尔竞选时开出的“药方”，几乎完全跑偏。他的重点是攻击工党，极力把对手塑造成“危险的社会主义势力”，坚决反对在国内搞大规模社会改革，对福利制度、国有化措施严重排斥。这种思维方式在战前或许还说得过去，可战后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
反而是工党领袖艾德礼，给民众留下很不一样的印象。战争期间，丘吉尔忙于外交与军事，出国开会、指挥大战，而国内大量行政工作则由艾德礼以副首相身份主持。时间一长，老百姓发现，这个看着不那么“英雄”的人，处理民生问题却更有章法。
艾德礼提出的战后蓝图，主打的是“重建生活”：发展福利国家，扩大公共住房建设，改善医疗和教育，提倡充分就业，同时努力维持与美、苏两国的合作，以免世界再次陷入大战。这些主张，刚好击中了战后英国人的心声。
丘吉尔则有自己的执念。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对“红色势力”警惕万分，战时之所以和苏联结盟，只是迫于形势；等到战争一结束，他很快又回到强烈的反共立场上，处处防备苏联。
国内，他严厉对待工人运动，对工会始终抱有戒心；在海外，他坚决维护殖民统治，对民族解放运动进行压制。这种以战争思维延伸出来的治国方式，让饱受战争折磨的英国人很难再买账。
于是，一个看似矛盾却极有代表性的景象出现了：带领英国打赢大战的人，却在和平来临的时刻，被选民毫不犹豫地送下台。这并不只是恩将仇报，而是英国政治逻辑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快速切换的结果。
二、帝国实力的急剧衰落与“三环外交”的落空
从大英帝国的角度看，二战的胜利带有一种苦涩的味道。表面上，英国站在战胜者一方，仍保留着广袤的殖民地；但稍一细算，就能发现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。
战争让英国付出了巨大代价。国债在短短几年里翻了几倍，财政压力骤增。原本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，此时不得不向美国大量借款，从债权国迅速沦为债务国。工业基础也在长期战争动员中被过度消耗，民用经济恢复缓慢，国内物资紧缺。
军事上，英国军队固然在多个战场作战，可舰队、空军和陆军都损耗惨重。更关键的是，对海外殖民地的控制能力明显减弱，驻军不足，资源有限，政策顾此失彼。战前那种“旗帜插到哪儿，哪儿就是英王领地”的气势，再难维持下去。
战后不久，殖民地问题就集中爆发。印度在1947年实现独立，并伴随印巴分治的剧烈震荡；中东、非洲的民族解放浪潮也逐渐抬头。英国过去依仗的“日不落帝国”架构，从根基开始松动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丘吉尔提出了他颇为得意的“三环外交”构想。他设想，以英国为中心，外延三层圈：一圈是与美国的特殊关系，一圈是遍布全球的英联邦体系，另一圈则是与欧洲大陆的联系。通过在三环之间巧妙平衡，英国既不放弃老牌帝国的尊严，又能在新格局中占稳位置。
按他设想，英国像轴心一样，把美国、英联邦、欧洲这三股力量整合起来，对外制衡苏联，对内保持自身在世界舞台上的核心地位。听起来颇为“高屋建瓴”，可当时国际局势的变化速度，远超丘吉尔的预估。
先看英美关系。二战期间，美国通过《租借法案》等方式向英国提供了庞大援助，这让英国还能勉强维持战争机器运转。战后，需要重建经济的英国继续依赖美元贷款。短期来看，这缓解了危机；长期来看，却让英国在经济和金融上对美国形成了结构性依附。
一旦依附关系形成，所谓“特殊关系”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单向度的，美国是主导者，英国说话的分量自然下降。英国在表面上仍维护平起平坐的姿态，实际上很多关键议题不得不听美国口风。
与此同时，出于防范苏联扩张的考虑，英国又不断主动向美国靠拢，把自己牢牢绑进西方阵营，冷战结构逐渐清晰。“三环外交”的重心，不知不觉就严重倾向英美轴线。
欧洲那一边，对此并不满意。欧洲大陆诸国，尤其是法国，对英国与美国之间那种“亲密无间”的姿态始终心存戒备。更何况，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加速，法德在经济合作上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大，欧洲共同市场的雏形逐步显现。
当欧洲力量开始集中，英国发现，一旦被欧洲整体育体排除在外，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恐怕会进一步缩水，于是调整策略，谋求参与欧洲一体化。问题是，过去那股“帝国优越感”此刻却变成了绊脚石。
法国总统戴高乐两度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说“不”，理由之一，就是不信任英国与美国之间那种特殊关系，担心英国成为美国在欧洲的“桥头堡”。直到1973年，英国才终于加入欧共体，但那时局面已经大变。
这时的法国和西德，已经通过欧共体框架实现了快速发展，工业实力和经济总量大踏步向前，英国原先的优势被一点点挤掉。英国加入时，更多是被动融入，而非主导者身份。
再看英联邦。随着英国本身经济实力走下坡路，英联邦内的许多国家开始重新计算利益，主动寻求与美国甚至其他大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。英联邦不再是一个听命于伦敦的体系，而是越来越松散，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控制力。
结果就显得有点讽刺：原本丘吉尔想依靠三大圈层，稳住英国的世界地位，搞出一个新的“帝国版本”；现实却演变成英美关系难以对等、欧洲对英国心存芥蒂、英联邦分崩离析的局面。英国在三方之间疲于奔命，处处掂量，处处妥协，反倒没哪一块真正站稳脚跟。
不得不说，丘吉尔的出发点一直是“英国利益至上”，他在这方面的执念极深。战后外交布局，某种意义上算是一盘大棋，只是棋盘的形势并不由他一人决定。尤其在中国问题上，他为了争夺帝国利益，表现得更为激进，甚至不惜触碰中国领土完整的红线。
三、对华敌意与多次分裂中国的企图
在中国人的记忆里，二战时期的英国，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微妙。一方面，中英作为盟国，共同处在反法西斯阵营；另一方面，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的问题上，英国却始终拖泥带水，甚至尖锐对立。要理解这种矛盾，很难绕开丘吉尔。
丘吉尔出身于典型的英国贵族家庭，青年时期曾在殖民军中服役，亲身参与过英军在殖民地的战争。他从小被灌输的观念，是白人文明高人一等，帝国扩张是“文明教化”的正当行为。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耳濡目染，使他对非欧美国家普遍缺乏尊重，更不用说处处与英国殖民利益发生冲突的中国。
二战爆发后，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，中国长期承受日军大部分陆军主力牵制。随着战争推进，中国的国际地位开始明显提高，美国出于战略需要，也越来越重视中国的作用，力图把中国扶上“四大国”之一的台阶。
1941年，罗斯福与丘吉尔在《大西洋宪章》中提出，战后应恢复遭受侵略和被剥夺主权民族的权益。这一宣示，一度让中国方面看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希望。国民政府随即宣布废除与德、意之间的不平等条约，并提出，同属盟国一员，中国与英美之间那些旧式特权性条约，也理应按宪章精神予以取消。
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于这一点，态度相对积极，基本同意朝这一方向推进。英国这边则完全是另一番面孔。丘吉尔对帝国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，心里很清楚，一旦接受中国的要求，英国在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特权体系就会大幅度缩水。
1942年10月，英美两国分别通知国民政府，同意就取消在华特权问题进行谈判。在纸面上，这似乎是一个转折点，实际上却暗藏着重重阻力。谈判过程中，中国代表发现，英国的草案对关税、治外法权等方面有所松动，却刻意回避了香港问题。
蒋介石方面对此表示极大不满，明确提出香港本为中国领土，理应归还。丘吉尔却毫不退让，他甚至放出话来：自己担任国王的首席大臣，可不是为了监督大英帝国清算家产。此话一出，基本堵死了以外交谈判方式收回香港的路。
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，蒋介石再度当面向丘吉尔提出香港问题，气氛一度颇为紧张。丘吉尔态度依旧强硬，强调香港是英国领土，只要他在首相位置一天，就不允许帝国版图轻易缩减。这种轴劲，可见一斑。
香港问题之外，丘吉尔对于西藏的野心，更加刺眼。实际上，从清朝末年起，英国就不断向西藏地区渗透，1904年的“荣赫鹏远征”便是典型例子。经过多次军事和政治干预，英国在西藏积累了一定影响力，对西南方向的战略通道垂涎已久。
到了1943年，太平洋战事胶着之际，丘吉尔与罗斯福在会谈中谈及中国西藏时，直接声称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并无实际权力，并暗示可以推动西藏走向一种“独立”状态，让其脱离中国的实际控制。这就不止是维持旧特权的问题，而是赤裸裸触碰中国领土完整。
有些细节在当时不便公开，却可以看出丘吉尔的思路——一旦中国在战后崛起，势必影响英国在亚洲的既有布局。要削弱中国，就需要在边疆制造分裂点，而西藏显然被他视为一个突破口。类似的想法，在战时和战后不止一次出现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更极端的思路被提及。战后局势急剧变化，国共内战发展迅速，英国政府内部出现过通过暗杀等手段干预中国局势的设想。一些材料显示，丘吉尔一度对蒋介石抱有复杂态度：既希望利用重庆政府牵制日本，又担心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在战后对英国不利。这种复杂心理下，“扶一方、押一方、分裂中国”的想法时隐时现。
进入1949年，中国内战走向尾声。4月，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，国民党政权迅速土崩瓦解。在长江江面上，仍有英国军舰停泊。解放军已经多次发出警告，要求这些军舰遵守中立承诺，撤离敏感水域。然而英国方面的实际行动充满挑衅意味，甚至发生了英舰冲闯中国军管区的情况。
在紧张对峙下，解放军被迫开火驱逐，击中英“紫石英号”等舰只，引发震动。当时远在英国的丘吉尔，虽然已经不在首相位置，但在国内政坛仍具影响力。据报，他得知消息后言辞激烈，鼓动政府出动航母进行报复。当然，以当时英国的综合实力，很难真的为此与中国全面较量，最后只能在相互交涉中逐渐降温。
这一连串事件折射出一个不变的核心：在中国问题上，丘吉尔始终把帝国利益摆在最前面。中国战场在他眼里，是遏制日本、平衡苏联、牵制美国的一块棋盘，而不是一个理应平等相待的盟友。他愿意在口头上承认中国的战功，却不愿在具体权益上做出实质让步。
从反对取消不平等条约，到拒绝讨论香港归属；从觊觎西藏，以至于多次动念分裂中国版图；再到战后在长江上摆出军事威胁姿态，这一整套行为逻辑，都体现了丘吉尔身上那种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思维。
四、帝国余晖下的人与局
丘吉尔的复杂性，在于他身上有两种看似矛盾的力量交织。一方面，他无疑是个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人，凭借演讲、意志和政治手腕，撑起了英国在二战最艰难时期的防线。没有他的坚持，1940年面对德军空袭时，英国政府很可能走向妥协，整个欧洲的局势也会因此改变。
另一方面，他又是一个牢牢抓住旧时代不放的人。他从不掩饰对帝国辉煌的念念不忘，对殖民地的控制，对不平等特权的维护，对所谓“低等民族”的偏见，都深深根植于他的思维习惯。可以说，他代表的是日不落帝国的最后一束强光，同时也是最后的固执。
战后的现实，却不再由他那一代人的想象来决定。英国经济实力下降，殖民地纷纷独立，金融中心地位被美元体系取代；外交上既制衡不了美国，也压不住欧洲，更留不住英联邦的向心力。丘吉尔后来再次上台执政（1951年重返首相职位），虽仍高举帝国旗帜，可真正能做到的，已经十分有限。
他一生几乎把自己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帝国的延续。在他的理解里，为了“大英利益”，可以去冒险，可以去对抗，可以去布局，也可以在必要时不惜牺牲别国的权益。中国正是在这一点上，与他注定难以相容。
在华问题上，他既不愿正视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巨大付出，也对中国战后应享有的地位缺乏起码尊重。这种态度，放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殖民世界，或许并不孤立，却让后来者看得十分清楚：所谓“世界领袖”，并不意味着在所有问题上都具备远见与公正。
日不落帝国的余晖，并没有因为丘吉尔个人的努力而延长太久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英国不得不接受从帝国向普通国家转变的现实。曾经指点江山、醉心权术的那些布局，也在新的国际秩序中被一点点重写。
丘吉尔作为历史人物，评价自然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。在英国，他仍被许多人视作关键时刻拯救国家的领袖；在中国配资行情网，他更像是一个执迷于帝国利益、屡屡在中国主权问题上制造障碍的反面典型。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，叠加在同一个人身上，把那个时代的矛盾和扭曲，映照得格外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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