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1955年11月凌晨五点，你还要把百姓全劝下山？”北高峰山脚合规配资平台，王芳压低声音问随行参谋。风里带着竹叶的清香，山路却静得出奇，连挑担的茶农都不见一个。
毛泽东第三次攀登北高峰，安全方案依旧是“封山清场”。这是王芳亲自画出的警戒线：山门封闭、村户转移、游客暂缓进山。对一个省公安厅长来说，再保险不过；可对毛泽东而言，空山无语反倒显得冷清。
登到飞凤亭，天色已亮，一只大公鸡突然从院墙里蹿出，扑棱棱落在小道中央。毛泽东止步，笑着招手：“老王，你管住了活人，倒没管住它。”一句话听着像玩笑，王芳心里却隐隐发紧——主席并不喜欢这座“真空”山谷。
傍晚回到汪庄，毛泽东没有多说。他独自提笔，在随身皮夹里撕下一张便笺，写下五律十二句。字迹未干，交给秘书送到王芳房里。王芳展开一看：“三上北高峰，杭州一望空……一片飘摇下，欢迎有晚鹰。”短短数行，却把白日里“空山无人”的尴尬写得透彻。王芳苦笑：“这是在批我们工作死板。”这段话后来在警卫口中流传成“晚鹰诗案”。
事实上，毛泽东与王芳的渊源远比这首诗早。1953年12月，毛泽东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抵杭。那年12月26日，他整六十岁。毛泽东向来反感庆生，省委只好以“接风”名义备了两桌家常菜。罗瑞卿打趣王芳：“山东大汉起个‘芳’名不够硬气，改个‘方’如何？”众人哄笑。毛泽东却摇头：“山东山岭连草都稀，你头上的草再拔光，绿化靠谁？还是留着吧。”一句双关，让厅长的“芳”字保留下来，也让桌上一群干部心领神会——主席看的是大局，不是一枚偏旁。
席间茅台每人一杯，菜已空盘，酒却剩半杯。毛泽东指了指杯子：“粮食做的，滴水也是工人汗，不能倒。”几轮推辞后，王芳端杯见底，再端再空，连干数杯，双脚并拢敬军礼：“任务完成！”毛泽东爽朗大笑，“痛快，这才像山东人。”自此二人交往更密，一位管安全，一位不设防，杭州城里常能看见他们并肩而行的身影。
1954年春，毛泽东从新登考察归来，半路突遭暴雨，王芳急忙搀扶主席躲进一户竹编老人家。王芳想把老人凳子让给主席，话未出口便被制止。“群众凳子能随便动吗？”毛泽东一句话让王芳面红耳赤，也让他把“群众利益”四个字刻得更深。
次年夏，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。王芳报到当晚直奔丰泽园。毛泽东兴致颇高，一聊便是深夜。临别时他说：“你爱喝酒，带几瓶老茅台走。”王芳随卫士进库房，兜里装满十瓶。回到招待所已是凌晨，却还是被同行干部抢走九瓶，他自己只偷偷留下一瓶，至晚年仍念念不忘那股醇香。
1955年“北高峰事件”后，王芳没敢再大规模清场，但警卫尺度依旧难拿。矛盾点就在这里：特务隐患未绝，主席却偏爱随性与群众打成一片。王芳左右为难，只能把警戒圈越收越细，把路径越算越准。毛泽东下江南八次，杭州总要停数日，他嘴里说“第二故乡”，却常被“安全规定”束缚。
1958年初夏，毛泽东又至杭嘉湖平原考察。江华提前布置迎送，车队刚进省委大院，就听毛泽东说：“不接不送，我当自己回家。”此后浙江形成约定俗成——主席来去无迎送。看似简单，其实是对王芳等人的再一次提醒：安全要做，形式主义不要做。
1974年毛泽东病中谈及旧事，对卫士李银桥说：“王厅长是好人，就是酒别再多喝。”那会儿王芳已调离浙江，却始终把杭州岁月视作人生高光：既学会了怎样守护领袖，也领悟了何为依靠群众。
返回1955年那张小小便笺。王芳事后专程跑到北高峰周边几个村子，挨户听意见。半个月后，他推开一扇重新刷漆的木门，对当地老乡说：“以后主席再来，不必离家。”安全与民意的平衡，就在这扇门里找到了新的落点。
至于那首《五律·看山》，王芳后来一直带在身边，字迹早已被折痕磨淡，却仍认得最后两句——“一片飘飖下，欢迎有晚鹰”。他私下解释：“晚鹰就是普通百姓，主席盼的是鹰群，而不是孤零零的警卫。”这番体悟，成了他往后几十年公安生涯的座右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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